寂静的天空
（邝老五撰文）
一片天空
一座大山
一块河谷
一所学校
一群孤贫儿童
几个志愿者老师
一个挎着相机偶然旅行漂落到此的青年摄影师
他们就这样遭遇在云南德钦县一个叫巴龙的小村里。看到郭珍明《梦见苹果和鸟的“拉姆”》的所有文字资料，创作手记及摄影图片。我把自己看成一个读者，一个观者的角度去细嚼郭珍明所描述的场景和纪实的图像。看完后被一种忧伤淤积和晦暗不清的情绪笼罩，在他破碎化的文字叙事里，我看到了各部分的争执，矛盾和太多的走调，他总是在他的文字里君临其上，它如同暗夜里本身具有的虚无一样飘忽不定，若有若无。读他的文字：“一个少年紧紧抓住我的手，将我领到寝室。他发出“啊啊”的怪叫，他是个哑巴。另一个七岁左右的小男孩跑过来，跳到我身上，大叫了一声“爸爸”。猝不及防的遭遇与成年人内心世界的冲撞在他笔下一一铺展，作者仿佛突然坠入了另一个时空：一切空空荡荡。“当你走的时候，你唯一留下的就是狗棚”，璐璐老师对我说。”细节的描述有助于把我们拉到处于云南、四川和西藏三省交界地区的孤贫少年儿童真实的生存环境，也因此我们调好焦距，把镜头指向那里，投去关注的目光。
孤贫少年儿童的问题是全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在自然环境恶劣，穷乡僻壤的少数民族地区里的孤贫少年儿童的生存状况更令人担忧。正如林淑仙（深圳志愿者）所写：“在看旧照片时，曲西卓玛一直在我旁边，她指着一些孩子的照片说，我认识他们，他们都是我老家巴塘的。我问她，为什么这些孩子没有和你一样来上学呀？她说，因为他们要放牧。这些被搜集来的孩子是幸运的，高原上还有许许多多像牛粪一样散落的儿童。”在狂飙突进物质文化兴盛的二十一世纪的当下，也许我们忽略了在这片土地上还有太多的孤贫少年儿童处于贫困而无望中，更别说拥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就如村子里唯一接受过教育的扎巴悲鸣：“我生活在21世纪，却出生在海拔4500米的杜松树下，是多么的滑稽！”这突显出在藏区底层人群中孤贫少年儿童的贫困化的严峻和边缘化的真实境况。
在郭珍明的镜头里，出现了不少别有意味的主观强化处理效果，这往往和这些孤贫儿童生活的用具有关，譬如头套塑料袋子，扔在空中的书，掉落在地上的玩具车，躺在课桌上被处理成两截的少女身体图像，绝望的眼神，木然的表情，以及孤坐在椅子上少女的不同姿态等等，与我们司空见惯的少年儿童的欢快场景形成强烈对比，一种陌生，疏离的感觉游走其中，这种主观处理一看显得有点过于强硬，某种程度上稍微损害了图片的纪实性。但细看后，反而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再联系上孤贫儿童生存环境的恶劣现实况味更增加了图片耐人寻味的张力，与其说郭珍明在拍摄一群孤贫儿童，不如说是在这些儿童的真实境况引起了郭珍明内心深处的共鸣！他如此说道：“作品只是帮助我回忆了童年，回到一个脆弱的自我世界，并唤醒我对于孤独和惧怕的记忆。”
郭珍明这批关于孤贫少年儿童的图片处理成黑白效果，有意识的突出一些光影，画面形成简洁朴素的构成，在略有些魔幻的光晕中，某种晦暗不清的情绪像风一样在四处飘荡，从而为我们真实解读孤贫少年儿童问题打开了一扇可窥视的窗口，加之郭珍明身上所具有的忧郁落寞情结和对这些孤贫少年儿童未来的担忧生出的绝望感，使他的作品风格显得有点沉重和压抑，在浓重的阴影中，我们悄然走进了这些孤贫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
印象很深的是这样一张图片，在空寂的河谷地带，唯有一床被盖像一块电影幕布静静挂在那里，突然，那幕布里的图像开始生动活泛起来，我仿佛看见郭珍明正带着这群孩子“咿呀呱啦”向河谷深处跑去，声影慢慢消失，留下暮气沉沉的河谷，连风也停驻了，唯有寂静的天空，如黑暗一样无边无际！
2012年5月邝老五于北京宋庄镇喇嘛庄。
《梦见苹果和鸟的“拉姆”》
郭珍明
一
到学校的时候，秋天才过去一半。学校位于德钦县一个叫巴龙的小村里。这里是金沙江中游河谷的一段，浅蓝色的江水在不远处转了一个弯。校园外刚收割过的田野空空荡荡，近处树林中掩映着稀稀疏疏的村舍。
这是一个温暖而湿润的藏村，村民们看来拥有一种悠闲而自然的生活哲学，他们用参差不齐的各色石块盖了藏楼。大部分的时光里，妇女背着筐在田野上走来走去，男人在树下晒太阳。到了冬天，他们会修整一下水渠。
二
一个少年紧紧抓住我的手，将我领到寝室。他发出“啊啊”的怪叫，他是个哑巴。另一个七岁左右的小男孩跑过来，跳到我身上，大叫了一声“爸爸”。楼道里坐了一个年轻的女老师，眼皮浮肿，怀里抱着一个生病的小女孩。
一条老黄狗松松垮垮地在走廊上晒太阳。它走到我身边嗅了嗅，无精打采地走开了。一个四岁的小男孩，长久地带着一副哭丧的表情，贴着墙根，他刚尿了裤子。
三
“你不要把口香糖吐在垃圾桶里，他们会捡起来再嚼！”，上海的小马老师告诫我，“当然，还包括发霉的饼干、桔子以及所有可能坏掉的食物”。
初姆偷了室友的九条内裤，藏在床底下。小马罚她洗干净九条内裤。整个星期天的下午，六岁的初姆一直在水龙头下洗内裤。到了傍晚的时候，她把它们一个个地晾在铁丝上，像一排烤鱼。
四
12岁的仁增多吉让他同寝室的8岁的扎西将村跑去对11岁的大尼玛拉姆说，“大尼玛拉姆，我爱你！”，大尼玛拉姆跑去追逐扎西将村，在楼梯口扇了他一个嘴巴，并挥舞着扫帚把仁增多吉从寝室赶到了男厕所。他们三个都觉得这样很快乐。
五
巴松措木和尼玛次仁的爸爸来了。他衣服破旧，拘谨地站在寝室走廊上。他赶了一天的路，扛了一个大纸箱，从纸箱里掏出一个个硕大的梨来，用菜刀切开，分给师生们吃。他家里有一小块地，5头牛，3头羊，1匹马。另外，他还有1棵葡萄树，1棵苹果树，1棵梨树和3棵核桃树。这是他全部的财产，他要养活11个孩子。
巴松措木说，“我家住在很远很远的山上，妈妈每天上山采蘑菇去卖钱，爸爸放牧还种地。”
六
我在上厕所的时候，我听到隔壁的女老师大声尖叫，把小黄赶了出来。她撕裂的尖叫，仿佛她踩到了一条水蛇。小黄是一条老母狗，它显得无所事事而又心事重重。我曾在某个冬日的黄昏，看到H老师满学校追着小黄乱跑，夺回她的内裤。这条狗和这个女人在校园里追逐时不断掀起一股灰尘。
七
小黄生下了小白。小白整日被拴在狗棚里，神色忧郁，而它母亲则在学校里四处晃荡。小黄第二次生产的时候生下了四只小狗，两只小小黄，一只小小白和一只小小黑。小黄把它的大家庭安置在宿舍楼梯下的墙角里，我曾目睹小黄作为五个孩子的母亲极富情感性的一面，这种场景仿佛人类的家庭。小小狗们一天天地长大，一个女老师从厕所里惊慌地逃了出来，“小小黄们也开始吃屎了”，她边逃边大声叫喊。
八
我曾花了一个下午，盖了一个新狗棚。这是一个一立方米的很结实的小木屋。在我搭建狗棚的时候，很多孩子跑来围观，他们兴奋地和我一起拉锯。在我亢奋地从事这样一个建筑活动的时候，一个小女生问我，“老师，地震了，小狗怎么办？”“小狗会跑的，”我回答。拉桑老师过来看了狗棚，“你搭的太大了，狗在里面会冷的！”他忧心忡忡地走了。
“当你走的时候，你唯一留下的就是狗棚”，璐璐老师对我说。
九
鲁茸特顶是个哑巴，他像影子一样尾随我。那天我在水沟边摔了个四脚朝天，他捂着肚子，笑得满地打滚。
他母亲从很远的四川乡城过来看他。我给这个穷苦的母亲送了一件冬衣。她很高兴，问能不能再送她女儿一件。她说家里还有个18岁的女儿，从未上过学。我把她带到学校的库房，她挑了一件大红的羽绒服，兴高采烈地走了。
十
村里有两条大母猪，一条黑的，一条白的。冬天里，它们产下了三十几条小猪。在开春后的大部分时光里，它们在马路上沿途刨食。每天下午，它们会进入校园，在草坪上星星点点地分散开来。
2012年3月底的春天，透过教室的窗户，我看到活佛妈妈正用棍子吃力地追赶草坪上的猪群。猪群时而东，时而西，使她气喘吁吁。她终于成功地把猪群赶出了破损的校门，于是，她带着一种欣喜的表情回到草坪上来。
十一
初姆在寝室里哭得死去活来。她和室友发生了口角，室友用她死去的爸爸来攻击她。
初姆的爸妈生了六个孩子，妈妈死了，爸爸又和继母生了5个孩子，也死了。
“我爸爸死的时候，我和妈妈都在家。爸爸生病了，全身都痛，就请活佛来念经，活佛念了好久好久的经，爸爸就死掉了。妈妈哭了，然后我也哭了。爸爸死了以后，妈妈把弟弟送给了活佛，弟弟穿着跟活佛一样的衣服，后来弟弟也生病了，活佛也给他念经，念了好久好久的经，弟弟也死了。我们家里好长好长时间都没有菜吃，妈妈就去跟我家叔叔要。我家叔叔在活佛家里面做饭，有好多好多菜，叔叔就会给我们一点。”
十二
活佛的妈妈说，活佛出生的时候，正是冬天，院子里的各种树全开花了，井里涌出了白色的牛奶，她走到井台上，一桶一桶地打上来。活佛妈妈是三月份来到学校的。
十三
多多尿床了，孩子们当歌一样地传唱开来，他一个人躲在墙角哭泣。看到扎西老师拿着棍子走过去，他害怕得直哆嗦。
多多的父亲砍柴时摔下山死了，母亲也去世了，他寄养在姨妈家，常常吃不饱，还挨打。
十四
平措次里有两个爸爸，小爸爸是聋哑人。平措次里的两个爸爸是两兄弟共娶一个女子为妻。扎巴的四个哥哥分别娶了两个女人为妻，其中一个女人怀孕时干重活流产，不能再孕，天天在房子里哭。
十五
多多没吃早餐，把自己一个人反锁在教室里，又躲在门后哭泣，这样别人就无法从窗户外面看见他。晚上，他又躲在楼梯下，为设想的挨打而哭得更厉害了。多多这样持续地哭泣，是因为丢了毛巾和牙刷。
十六
我曾多次站在窗前，眺望江边的风景。从学校到江边，要穿过一块青稞地和一个小树林。藏民在收割完青稞后，会种上玉米。此时，已经过了收割玉米的季节，而玉米杆还残留在地里。一个男人此时穿过了玉米地。他在穿越玉米地的时候时不时踩倒一些玉米杆，最终消失在地里的尽头，低头钻进小树林。当他出现在江边的时候，他在一块大岩石后面躲了起来。
“之所以选择在河边拉屎，是因为流逝的河水引发了我的思考”，从河边回来的朋友华涌对我说。
十七
从学校到五境乡，要经过一座铁索桥，桥边有两棵巨大的柿子树。到了周末，迪喜学校的老师要步行两公里去五境乡买东西。男教师买烟，女教师买卫生巾，偶尔也买口香糖。而我，通常会爬到树上摘柿子。
我发现在树上的时候，与在树下的感觉是不一样的。由于观察位置的改变，我可以俯瞰树下的小W老师和她身后的田野，她看起来像一只欢快的母熊。我还看到马路往远处延伸，骑摩托车的藏族人开的飞快，车屁股冒出一股股黑烟。在树上，我甚至产生了一种幻觉——河水突然停滞了。
十八
大屁股的女人来到河边的时候，河水已经变成深蓝色。这是冬季，树叶都掉光了。河岸边的风景，让人产生了一种荒凉的心情。大屁股的女人穿过田野上的小径，一直往远处那棵巨大的核桃树走去，那里呈现出一片类似于北方原野的景象。我曾带着孩子们在那棵核桃树下的落叶堆里，搜寻到好多核桃。
现在，她脚下正踩着那些落叶，屁股一扭一扭，最终淡出了我的视野。
十九
风把竖在澡堂门口的门板吹倒了。于是，我停止洗澡，走过去，把门板重新扶起来。但这样一来，我的身体短暂地暴露在从门口射进来的阳光和空气里。我听到一声尖叫，一个女老师从门口飞速跑了过去。
这一切，都在我关于可能性的预料之中。
二十
次里永追家黑乎乎的，壁龛里挂着毛泽东和达赖的头像。我在喝酥油茶的时候，听到她年轻的母亲在房间和楼梯上来回走动，木地板发出咔哒咔哒的声音，而她的藏袍则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她的粗壮的父亲下了楼，出了门，正穿过冬天的田野和，往长满矮小灌木的树丛走去。
二十一
自从我给了巴松措木一条裙子后，所有的女生都跑来问我要裙子。我在库房里给她们每人都找了一条裙子，她们一回到寝室就穿上了，到了晚上，扎西老师逐个寝室地把裙子收上来了。扎西老师说，“女生穿着裙子老在镜子前照来照去，会造成不好的风气！”
但巴松措木把她的裙子偷偷地藏了起来。那天下午，她还让我见识了她的裙子，以及一个猪脸的小陶罐。她把它们又重新放回到床下的蛇皮袋里。
二十二
在理塘县城，除了漫天的灰尘，红衣的喇嘛，这个县城留给我的印象是满街的武装军警和晒太阳的康巴男人。在城北的理塘大寺，我看到一个独自哭泣的小喇嘛，他正站在一座僧房的拐角处。
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小扎巴，他说上几年学后就要去做喇嘛。扎巴和他的母亲被他的父亲遗弃，他还有1个弟弟，3个妹妹，3个哥哥，都没上学。除了房子，家里唯一的财产是1匹马。如果你看到一个阴沉着脸，低着头走路的十岁男孩，那就是他。
二十三
整整一天，四岁的摊多带着哭丧的表情。因为活佛妈妈说，再尿床就要打他的屁股。摊多昨晚尿床了，他偷偷把裤子洗了。但他在铁丝上晾裤子的时候，被全校的师生看到了。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度过了一天。
摊多的父亲逃跑了，母亲在中甸打工。他六岁的姐姐乌珍照顾他。乌珍那天捉到一只七星瓢虫，把它放在一根树枝上，从左手换到右手，瓢虫来在树枝两头来回走。一个男生抢了树枝，她丢了瓢虫，哭得淅淅沥沥。她后来又捉了一只，放在透明的在塑料盒里，姐弟俩观察了一下午，被我偷偷放走了。
二十四
四只小小狗一周内死了三只。小小黄死前的那个晚上，有气无力地在我身边走了几圈，黯淡的眼神孤苦地望着我。第二天，我在田野里找寻到它瘦小的躯体。我和学校里每只狗都拥有深厚的友谊，和它们一起度过愉快的时光，这种友谊常常提示我生活中那些不再见面的朋友。
二十五
C老师在菜地里翻土。当她把锄头高高地举起的时候，从后面看，她倒是很像一个农妇的。但有什么用呢？她挖了一小会就气喘吁吁了。傍晚的时候，她跑来说，她从土里挖出了一只青蛙。
二十六
雨水过后，墨绿色的青稞已经长出二尺高了。看来，青稞就是一种麦子，那么青稞地就是麦田了。我担心自己走入青稞地里会发疯，我害怕这种墨绿墨绿的颜色。大乌鸦飞来的那天，小黄一头钻进青稞地里，真的像疯了一样。
我一早醒来，看到了厕所外盛开的格桑花。有紫的、粉的、黄的、白的和蓝的，真是一种奇怪的花朵。
二十七
我们坐拖拉机去拖顶镇上看了演出，穿着白色长袍的女人们不断地跳舞。一个戴墨镜的乡村歌手，站在电线杆下，朝姑娘们吹口哨，同时不断地抖动他的屁股和大腿。在镇外河滩的树林里，我们还看到了一匹马。
二十八
我梦见牧马的人从树林里疾速走过，他的藏袍歪歪扭扭，拖在地上。他也许是扎巴的父亲，也许是摊多的父亲，也许是多多的父亲。他的女人在河谷里大声呼喊，风声把她的哭泣带到更远的旷野。于是，他走的更快了。他几乎采取一种奔跑的姿势。
二十九
夜晚，我清晰地听到河水的声音，还听到风从西到东，呼呼地掠过空荡荡的河谷，最终穿越了我整个晦暗不明的青年时代。
我离开了学校。我把早餐时的那个鸡蛋给了哑巴，他握着鸡蛋哭了。他暗哑而湿润的哭声，仿佛眼前的这场春雨。
2012年4月于香格里拉青稞客栈
21世纪，我出生杜松树下
林淑仙（深圳志愿者）
四川巴塘县的细金村，在海拔3800米的大山上。迪喜学校有19个孩子来自这个村落。2012年3月，我搭扎巴的面包车，去接村里的孩子上学。从学校到村里开车要14个小时。通往村子的山路去年才修通，在那之前，他们的出行只能靠马和步行。
这里的土地都是斜坡，除了青稞，什么也种不了。没有果树，没有蔬菜。土地一年只能种一季青稞，收成少的可怜，亩产不到300斤，只够吃三四个月，其余的日子就只能靠挖虫草卖钱买粮了。一个家庭一年挖虫草的收入有几千到一万元，还不够维持温饱。除了过年时两三顿饭有菜吃，其余的日子只有干巴巴的糌粑吃。有些家庭连炒菜的锅都没有，因为没有菜，也不懂得怎么炒。29岁的扎巴告诉我，他遇见人生中的第一个水果，是在14岁，在那之前，他每天的粮食通常只有两个土豆。
2000多人的村子，到现在还没有一所学校。扎巴是村子里唯一受过教育的人。扎巴说自己非常幸运，因为他的哥哥下山听人说起印度可以读书，在他14岁时，几个从没出过远门的哥哥花光了家里的积蓄，把他送去了印度的慈善学校，改变了他的人生。
村里没有医生，6岁的降村次里眼睛已经红了许多天，痛得睁不开眼睛，三天后我带他去县医院看病，查出是急性角膜炎。村里人生病，没人会去医院。去年路修通前，没人知道什么是医院。路修通后，也没钱看病，只能听天由命，扛不住的结果就是悄无声息的死去。安珍的爸爸，多吉乌姆和降村次里的妈妈，以及扎西降村的爸爸都是病死的。没人知道得的是什么病，只是看着他们在床上不停地呻吟，痛苦地挣扎，直到许多天后连呻吟和挣扎的力气都没有了，生命就如抽丝一般离开了身体。
扎巴说：“我生活在21世纪，却出生在海拔4500米的杜松树下，多么的滑稽！”
加措一个八十多岁的奶奶瘫痪，裹着脏兮兮的被子，在屋角的地上已经躺了六年。屋里的黑暗看不清她的脸，她唯一能做的就是躺在这个黑屋子里等待死亡。加措的另一个奶奶也瘫痪，住在色达寺，由当尼姑的姑姑照顾着。
丁真他西的爸爸在屋角做马鞍，他靠这个手艺一年能赚三四千元，全家9口人，全部家产只有4头牛，2匹马，种地年产600多斤，根本不够吃，酥油也不够。 丁真他西的爸爸对我说：“非常非常感谢学校收了我们的孩子，以后孩子就送给你们了，不是我的了，你们想怎么对他就怎么对他吧，我们都没读过书，不知道怎么去教育孩子，以后孩子就靠你们了。”这番话让我很心酸！
扎西卓玛的父母知道受教育好，请求把他的儿子也送到迪喜学校读书，可惜学校已经住不下了，无能为力。村子里很多人想送孩子来读书，都因同样的原因无法答应。
洛曲和多吉乌姆的妈妈病死，爸爸和聋哑弟弟与他们生活在一起，姑妈一直未婚照料着这个家庭，奶奶关节炎走路拐，家里还有个10岁的妹妹没有上学，因为要帮家里干活，这个女孩特别漂亮又勤快。
拉姆曲珍有两个爸爸，也是两兄弟共同娶一个妻子。大爸爸有高血压，小爸爸因为胃和胆不好，天天都病着，没钱治。爷爷常常头晕，一晕就是十几天。拉姆曲珍的妈妈请求把7岁的妹妹带来学校读书，也因为住不下也被拒绝了。
安珍的妈妈在怀她的时候，丈夫病死了，一个女人拉扯大了两个女儿，家里有5头牛，1匹马，4亩地年产500斤青稞，生活特别艰难。大女儿十七岁就结婚了，和丈夫住在母亲家里。我从学校带来了许多捐赠的成人衣服，家长分到了特别高兴，竟蹦蹦跳跳挥舞着衣服像个孩子。
学生们上学对于整个村子来说都是件大事，一走就是一年见不到，父母们提前许多天准备了好多食物。我们出发时，村里人凌晨五点多就已围
在车子周边送行，家长们含着眼泪，追着车跑了很远。
孩子们昨天在山上见到到山羊，跟我说有妖怪。
今天，孩子们学会了吃香蕉要剥皮。
晚上熄灯后偷偷哭，先是一个人哭，后来一起哭，他们想念父母，和那些离开的老师。
他们在走廊里唱歌，哼唱各种我听不懂的曲调，但真好听。
王欢（上海志愿者）
藏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一个人，只要找到了八瓣格桑花，就找到了幸福。这些孩子在我心中，都是一朵朵八瓣格桑花。有一天，在我离开了之后，我切切实实地梦见了他们——这些只在高地上盛开的格桑花。
宋瑞（江苏志愿者）
在看旧照片时，曲西卓玛一直在我旁边，她指着一些孩子的照片说，我认识他们，他们都是我老家巴塘的。我问她，为什么这些孩子没有和你一样来上学呀？她说，因为他们要放牧。这些被搜集来的孩子是幸运的，高原上还有许许多多像牛粪一样散落的儿童。
林淑仙（深圳志愿者）
有一次搬东西，脚受伤了，孩子们每天挨个到房间来问我，老师，你的脚还疼吗？一个简单天真的问候总是深深感染我。
有时，我会静静地坐在一处，看孩子们在那里嬉戏，想起《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那句话：“那些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个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
乔鹏（西安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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